我们的答案是：首先是政府投资和公共消费，其次是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外需修复需要观察全球疫情的发展情势，如果一切顺利，我们愿意给出一个乐观预期，即外需修复将同步于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
1、外需始终是中国出口的锚
对于中国经济，内需是基本盘，但外需是关键边际量。对于出口而言，尽管4月超预期增长，但外需始终是我国出口的“锚”——欧美复工不意味着外需恢复，海外疫情的扩散可能通过失业、负财富效应、预防性储蓄等途径导致外需持续疲弱。基于PMI新出口订单数据测算，外需缺口可能达到11.5%，这对2020年GDP增速的拖累更大会达到1.6个百分点。
(1)当前出口数据背后的隐忧
市场原本预期我国出口会跟随全球GDP增速的变化，即二季度显著下滑、三季度有所反弹。但海关数据显示，4月货物出口增长8.2%，比一季度大幅反弹19.6个百分点。当前出口超预期增长的可能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前期积压出口订单的交付和低基数因素；二是防疫物资出口的增加：海关数据显示4月防疫物资出口超过610亿元，假设均为净增量，会带动出口增速4.7%。三是国内及东亚地区率先复工对区域贸易的带动以及随之而来的供应能力相对优势，使得我国出口份额暂时上升。
但是，对新兴出口、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都不理想，显示出疫情影响之下传统需求仍然偏弱，这都体现为不同产品出口增速改善程度的差异较大。
其次，对比我国数据与伙伴国数据，可以发现我国对日出口大幅改善，但日本进口增速、日韩出口增速均出现明显下滑，韩国5月前20日出口也仍在很低增速徘徊，这进一步印证了外需的低迷。
总之，因疫情而出现的支撑因素，也会因疫情恢复而消退。外需始终是我国出口的“锚”，而我们基于三个原因，判断海外疫情扩散可能会导致外需持续疲弱。
(2)疫情导致外需持续低迷的三大逻辑
首先，对于欧美而言，尽管疫情逐渐见顶，复工已经开启，但疫情仍然可能通过失业、负财富效应、预防性储蓄等途径影响其总需求。原因一是失业上升导致工资性收入降低。当前美国、欧盟和日本失业率分别为14.7%，7.4%和2.5%，同期个人消费大幅下降。二是投资信心指数下降，当前美国、欧盟和日本的SENTIX指数分别为-39.1、-42.9和-30.9，预期谨慎投资仍为主旋律。三是资本市场波动导致财富缩水，道琼斯指数、德国DAX和日经指数近2月跌幅分别得到17.2%、19.7%和15.4%，将同时影响消费和投资。四是中国一季度的经验显示，不确定性环境下预防性储蓄会明显增加，这会导致非必需消费的减少。
其次，经验分析表明疫情冲击并非短暂影响。采用B-N分解理论对我国1995年至2020年进出口贸易季度数据进行随机项(代表随机性事件的冲击)分解，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恢复期接近10个季度，进一步通过冲击项对周期项的脉冲响应推测，2020年1季度新冠疫情冲击对我国出口冲击的负面影响将持续6个季度以上。
最后，新兴经济体疫情不确定性将拉长影响时段。我国对新兴经济体出口一直保持稳定增长，但新兴经济体疫情当前仍处于加速期，尤其是巴西、印度、南非、俄罗斯等国。考虑其疫情发展和防疫水平，推断我国出口受影响的时段或将延长至2021年。
(3)外需缺口的规模与持续性
从时间轴来看，首先是欧洲1季度经济负增长，形成冲击。其次是美国3月疫情爆发，4月非农就业人口下降2050万人，比3月降幅扩大近70倍，这预示美国2季度GDP显著下行的概率较高。最后，4月中下旬以来新兴经济体疫情扩散，俄罗斯、巴西、南非和印度四国的每日新增病例突破3万人，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73.2万人。据此预测，外需收缩的冲击会从5月开始显现，2-3季度新增出口订单都将明显受到影响，全年的出口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
可以用PMI新订单出口指数来衡量外需缺口的深度，考虑过去3个月新出口订单均值为36.2%，此前1年均值为47.6%，据此推测外需缺口达到11.5%，这对我国2020年GDP增速的拖累更大会达到1.6个百分点。
(4)外需缺口的行业分布和国别分布
从具体受影响的行业来看，根据HS行业分类，2019年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出口10879.7亿美元，占总出口额44%，纺织制品、贱金属制品、化工产品、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塑料及其制品等行业出口均超过1000亿美元，分别为2605.7亿美元、1831.9亿美元、1304.5亿美元、1119.0亿美元和1065.5亿美元。相比而言，动植物油脂、艺术品和武器弹药等行业出口额较小，仅为11.9亿美元、7.4亿美元和1.4亿美元。
从对五大经济体的出口来看，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贱金属及其制品、化学工业产品、塑料制品等行业都以出口美国和欧美为主，其中机电相关产品出口美国1926.4亿美元，出口欧洲1878.1亿美元，出口日本和韩国均超过500亿美元。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出口欧盟和美国457.1亿美元和426.7亿美元，其次是日本、韩国和俄罗斯分别为192.9亿美元、80.8亿美元和53.6亿美元。此外，化学工业相关产品、贱金属及其制品和塑料及其制品出口欧盟和美国占比达62.9%、66.7%和76.7%。总的来看，机电、纺织、运输、化工等行业的出口可能受到外需萎缩的持续性负面影响。
2、公募基建REITs加持之下的投资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下滑，就业压力显著加大，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困难凸显，金融等领域风险有所积聚，基层财政收支矛盾加剧。”意思是说总需求三驾马车同时在下滑；劳动力、企业、金融机构、政府4大主体同时面临困难。
面对前所未有的调整，现阶段逆周期调节政策主要通过扩大投资需求来拉动内需，进而对冲外需缺口，目前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尤其是工业生产的修复较为明显。然而，任何一项政策都会有收益和成本两个方面，目前所付出的成本主要包括财政收支矛盾的加剧和宏观负债率的上升。从中长期来看，公募REITs是一项值得关注的资本市场改革措施，既能为基建投资提供新的资金来源，降低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投入、银行信贷的依赖度，控制宏观杠杆率，也为居民提供新的投资选项。
(1)以投资为重点的逆周期调节政策已取得初步效果
为对冲外需缺口，3月底以来逆周期调节政策的重心已调整为扩大内需。其中又以促进有效投资为重点。一方面，今年已经发行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已达到2万亿元，主要用途指向基建投资，包括新型基建和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另一方面，货币政策也加码以配合财政政策，目前社融余额增速达到12.0%，M2同比达到11.5%。从已有的数据来看，目前逆周期调节已经初见成效。
，4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回升至3.9%，率先转正。房地产投资当月同比已经回升至7.0%，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同比降幅收窄至2.2%。4月商用车销量同比增速超过30%，这对社零增速降幅收窄至7.5%做出了较大贡献。
第二，5月以来的高频数据显示，国内经济的环比改善势头正在进一步加速。华东地区水泥价格连续三周上涨，唐山钢厂产能利用率达到88.09%，这是2017年4季度以来的更高水平，六大发电集团耗煤量周同比增速已经回升至8.4%，这是今年以来新高。
第三，由于这次投资需求包含了传统基建、新型基建以及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因此工业生产修复不但体现在水泥、钢材等传统重化工业产品，也体现在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等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产品上。可以看到，4月水泥产量同比增长3.8%，比3月加快22.1个百分点；集成电路产量同比29.2%，比3月加快9.2个百分点。
(2)但逆周期调节发力也伴随着财政收支矛盾的加剧和宏观负债率的上升
综上，现阶段逆周期调节政策主要是通过扩大投资需求来对冲外需缺口，工业生产修复较为明显。然而，任何一项政策都有收益和成本两个方面。目前政策所付出的成本可以通过财政收支矛盾和宏观负债率上升两个维度观察。
财政收支矛盾方面，今年前4月财政收入为62133亿元，同比下降14.5%，财政支出73596亿元，同比下降2.7%，财政收支差额为-11463亿元，是去年同期的3.8倍。前4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为17770亿元，同比下降9.2%，但支出规模为25766亿元，同比增长14.9%，政府性基金收支差额为-7996亿元，是去年同期的2.8倍。1季度全国国有企业利润为3291亿元，同比下降59.7%。可见当前政府部门的收支矛盾非常明显，近期有关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争论从侧面反映了这一问题。
宏观负债率方面，根据我们测算，实体部门负债率增速3月以来开始大幅攀升，3月比2月提高0.7个百分点至11.3%，4月进一步提升0.6个百分点至11.9%。其中政府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是实体部门加杠杆的主要动力，2-4月政府部门负债率增速从12.2%提升至13.1%，非金融企业部门负债率增速从8.5%提升至10.6%。
总得来看，为应对前所未有的疫情冲击，政府部门阶段性加杠杆是应当的，但我国宏观负债率偏高的现状意味着这不是长久之计。且目前疫情的不确定性仍然较高，控制疫情的三大主要方式——快速检测、药物治疗以及疫苗也还没有决定性的成果，因此当前的逆周期政策也无法确定退出时点。
(3)推进公募REITs，既为基建投资提供新的资金来源，也为居民提供新的投资选项
不过，也存在一些不提高负债率就能维持基建投资增速的政策措施。例如4月30日，证监会、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关于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的通知》，同时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征求意见稿)。采用公募基建REITs来为投资融资，更大变化就是基建投资融资方式从债权融资变化为股权融资，但这至少会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
，通过盘活存量资产，为新增基建投资提供资金，降低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投入、银行信贷资金的依赖度。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仍有较大空间，尤其是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新型基建、新型城镇化、交通水利重大项目等“两新一重”领域。而根据IMF的估算，2017年中国广义政府部门的存量资产规模为123.7万亿元，即使初期发行基建REITs的比例为1%，也能够为基建投资提供增量资金12370亿元。以2019年的数据为基准，假设三年用完，平均每年提高基建投资增速2个百分点左右。
第二，既为基建投资提供新的资金来源，也为居民提供新的投资选项。2018年中国的储蓄率为45.69%，比全球平均水平高约19个百分点。此前，居民资产以房地产为主，但随着人均收入的逐渐提高，居民资产结构也将从房地产向风险资产调整。公募基建REITs就在股、债、商品、货币、房地产等之外提供了新的投资渠道。从海外市场经验来看，基建REITs是一项较好的投资方式。如2013年以来美国基建公募REITs的收益率超过20%，比道指年化收益率高10个百分点以上。
第三，拓宽广义财政收入来源，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水平。由于国内的基础设施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或国有企业手中，因此公募基建REITs试点能够为地方政府财政增加新的收入来源。一方面，通过公募基建REITs的发行，可以加快财政资金从存量基建项目的退出速度，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公募基建REITs发行、定价的市场化程度较高，能够有效避免道德风险问题。
总之，公募基建REITs在居民投资、广义财政收入、降低宏观负债率等方面都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不过，证监会《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征求意见稿)对公募REITs管理机构的要求也比较较高，要求必须设置独立的管理部门，配备不少于3名具有5年以上基础设施项目运营或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管理经验的主要负责人员，其中至少2名具备5年以上基础设施项目运营经验。
(4)202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测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预计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在6%附近，主要部分如下：
，对于基建投资，1-4月窄口径基建投资增速的降幅已收窄至11.8%，宽口径降幅已收窄至8.8%。基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财政扩张力度和货币宽松力度，预计2季度后基建投资增速将加快回升，全年增速有望达到10%以上，为近年较高水平。
第二，目前房地产投资增速降幅已经收窄至-3.3%，预计全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仍能维持在7%左右。原因一是《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约占全国17万个老旧小区的23%，投资规模接近10000亿。在乐观、中性、悲观三种假设下，旧改将分别拉动全年房地产增速7.7、3.8、2.3个百分点。二是目前5年LPR已下调至4.65%，可以看到3月以来百城房价指数中环比上涨城市数量已升至67个。
第三，对于制造业投资，前4月整体增速为-18.8%，但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降幅已经收窄至-3.6%。新型基建投资事实上属于高技术制造业投资，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和制造业技改投资推动制造业投资增速的逻辑不但没被破坏，反而进一步增强。但也需要考虑疫情冲击之下工业利润水平大幅萎缩，这可能制约下半年制造业投资反弹的高度。预计全年制造业投资增速大致与去年持平或略高，增速区间在3-5%。
3、以公共消费对冲居民的“报复性储蓄”
在总需求三驾马车中，目前外需不确定性较高；投资需求的顺周期性强、波动性高，且存在债务依赖性；而消费需求更加稳定，负作用较小。所以应对短期冲击时，以投资为着力点见效最快；但中长期内，扩大消费需求才是政策的核心关切。
现有数据显示，疫情完全控制之前居民的选择是“报复性储蓄”，而“报复性消费”仍需要等待。因此，即使考虑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公共消费的提振作用，预测全年的社零增速也仅能回到0-5%的区间内。考虑相对增速，在2020年GDP的构成中，不可避免会出现资本形成总额贡献上升，最终消费支出贡献回落的局面。
(1)目前居民消费面临的更大不利因素，是失业率高企和收入增速锐减导致居民消费意愿明显下降，储蓄意愿明显提升。
1季度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0.8%，比去年放缓8.1个百分点，实际增长-3.9%，比去年下降9.7个百分点。4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0%，仅次于2月的6.2%，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为5.8%，创历史新高。这导致全国居民消费支出增速显著下滑，1季度名义增速为-8.2%，实际增速为-12.5%。支出下滑幅度明显大于收入下滑，也反映出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的进一步增强。1季度居民户新增存款64700亿元，仅3月就新增23500亿元，比2015-2019年历史同期均值多出近30000亿元。可见，在疫情完全控制之前，居民的选择是“报复性储蓄”，何时向“报复性消费”转换还需要等待。政策层面也应等待消费需求回补的时机，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适当增加公共消费，包括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短板领域以及消费券发放等
另一方面，消费需求其实不仅仅只有居民消费，还包含了政府消费。按支出法分解GDP，最终消费支出的占比自4万亿结束后再次进入上升通道。2010年占比为49.3%，2018年占比回升至55.3%。2010-2018年最终消费支出名义平均增速为12.6%，比2001-2009年平均增速快0.7个百分点。这符合近年来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压舱石的现实状况。
最终消费支出分为居民和政府两部分。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前，受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影响下，居民消费支出占比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73.5%下降2012年69.2%。十八大以来，限制三公消费政策的推行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逐步调整，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比在2018年恢复至70%。亦即从GDP核算的角度看，政府消费对最终消费支出的占比仍有30%，在GDP中占比为16.6%，远远高于净出口对GDP的影响力。
因此，3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适当增加公共消费的规模也将对全年经济走势带来较大影响。那么，公共消费的增长点会在哪些方面呢？我们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
其一，我国在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存在的长期短板，如教育、文体传媒等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8年，公共财政支出年均增速为8.8%，但同期用于教育和问题传媒的财政支出年均增速分别为7.9%和6.9%。
其二，这一疫情暴露出来的我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突出短板。其实，2013年至2018年，公共财政用于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的支出年均增速达到13.7%，明显快于整体财政支出增速。然而，在重治不重防的传统卫生理念下，我国在医疗财政支出方面存在明显的结构差异，财政资源向医院倾斜，忽视了公共卫生体系和基层医疗机构的建设。这导致疫情初期，在全国范围较为领先的武汉医疗系统大量涌入的病患被击穿的困境。从而导致付出了更大成本控制疫情的蔓延。因此，扩大公共消费的重点之一是增加医疗卫生费用开支并调整支出结构。
根据我们的测算，未来10年卫生费用开支将扩大2.3-3.4倍。中性情形下，2020年卫生费用将比2019年增长0.7万亿元，增幅为10.6%。据此我们预计卫生费用投入的增加也将拉动2020年GDP实际增速0.7个百分点。乐观情形下，增加的卫生费用投入可以拉动GDP增速1个百分点。
其三，公共消费可以通过消费券方式与居民消费更加紧密的结合。3月以来不少地区相继向当地居民发放消费券以刺激整体消费的回暖。据文旅部的数据，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共计接待国内游客1.15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475.6亿元。旅客人次相当于去年同期的六成左右，旅游收入相当于去年同期的四成作用。在内放反弹外放输入的疫情防控要求，能取得这样的表现也实属不易。这其中，各地发放的旅游消费券起到了促进旅游消费的作用。例如，北京于5月2日发放5000万元惠民文化消费券。目前，湖北、江苏、浙江、四川、辽宁、河南等地纷纷通过网络平台向公众发放消费券，总额度从百万元至上亿元不等。消费券的发放，不仅能够刺激大众消费欲望，更对经济、民生发展等各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3)需要关注的中长期趋势是，居民服务消费将持续上升，目前占比已超过货物消费。
对于需求而言，当前消费刺激措施仍主要集中于汽车等耐用品消费领域，例如4月23日四部委发布的《关于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的通知》等。但根据统计局数据，2019年居民消费构成中服务消费比重超过货物消费，2019年三季度居民服务消费占比达到50.6%。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突破10000美元大关，居民的服务消费也将进一步提升。而不少服务消费因为涉及到人与人的接触，受疫情冲击较为严重。因此，下半年的消费刺激政策也需要考虑加大对服务消费的刺激力度。
4、CPI-PPI的收敛与商品价格均值回归
当前，国内猪价向均值回归，带动CPI趋于下行；国际油价也向均值回归，带动工业品价格和PPI筑底回升。CPI与PPI从分化到收敛，其实也间接反映出了国内总需求结构的演变——投资需求在逆周期调节政策的支持下恢复较快，而自发性的居民消费需求恢复较慢。综合考虑国内消费、投资需求的未来走势，预计二、三季度CPI食品类增速将继续下行，但PPI和CPI非食品类增速将趋于回升；三、四季度CPI食品类的鲜菜、鲜果可能先后进入新一轮上行期，从而缓解畜肉项下行导致CPI陷入通缩的风险。
(1)CPI持续下行，2021年会出现通缩吗？
今年以来，CPI已经从5.4%的峰值回落至3.3%。分解来看，一是基数因素回落0.72个百分点；二是随着疫情对必需品供应冲击趋于缓解，猪肉产能边际恢复价格趋于下行，食品项同比增速从20.6%回落至14.8%；三是疫情显著冲击居民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体现为非食品项从1.6%降至0.4%(核心CPI同理)。
展望未来，2020年2至4季度CPI基数因素分别为3.27、2.15、0.13个百分点，将明显下行；到2021年1季度，基于现有数据测算基数因素的贡献可能降至负值。叠加当前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下行趋势，让人不得不担心CPI可能陷入通缩的风险。但从食品项和非食品项分解来看，下半年陆续会出现对冲畜肉价格下行的力量，因此我们认为本轮CPI下行不会导致通缩，2020Q4应在1.0%以上，2021Q1应在0.0%以上。
食品项之中，鲜菜项、鲜果项可能在3、4季度先后回升。目前确定的只有猪价的均值回归，这既是2019年下半年以来CPI上行的主因，也是今年以来CPI下行的主因。但鲜菜、鲜果的周期波动分别为2-3个季度、3-4个季度，这两项都有可能在下半年再次回升。仅从基数来看，鲜菜项、鲜果项同比增速见底回升的时间点分别在3、4季度，幅度上鲜果项可能更大。另外，4月粮食项同比增速也上升至1.2%，但从国内农业生产进程和三大主粮的供需平衡表来看，预计年内粮食价格不会出现大幅上升。
非食品项之中，受疫情影响更为显著的服务消费会在下半年趋于修复。可以看到，疫情冲击之下交通和通信(特别是燃料)、居住(也包括燃料)、生活用品及服务等价格增速出现明显下滑。其中交通运输、住宿餐饮、都是更容易受到疫情影响的行业。当然燃料价格下行的主因也是新冠疫情导致的需求萎缩，其次才是供给博弈。
(2)PPI见底回升之后，反弹力度有多大？
今年以来，由于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引发交通封锁、经济停滞，原油价格出现暴跌，国内PPI陷入通缩，且程度不断加深，4月同比增速已降至-3.1%。但5月以来欧美逐渐启动复工，同时国内逆周期政策逐渐起效，国际原油和国内工业金属价格企稳回升，预示PPI也即将见底回升。但考虑到欧美疫情复苏仍需时间，同时俄、巴、印等国的疫情仍然在扩散，预计见底之后的反弹力度仍然偏弱。
国际油价是判断PPI走势的因素。3月上旬油价暴跌伊始，我们基于投入产出表的价格冲击模型，测算出原油价格下降50%(从70美元/桶至35美元/桶)会导致GDP平减指数下降1.8个百分点，CPI下降1.4个百分点，PPI下降2.5个百分点，由此据此判断2季度PPI平均值将降至-3%，目前已逐步验证。
对于国际油价，当前全球疫情的发展比限产协议更重要。国际油价的核心决定因素包括全球需求、限产协议、美元指数等。尽管常规状态下限产协议确实显著影响原油价格，尤其是产量分别占全球11.74%、11.27%的沙特、俄罗斯的减产情况。但考虑新冠疫情全球扩散状态之下需求收缩规模明显大于协议减产规模，这使得需求复苏成为现阶段国际油价的决定性因素。
可以通过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制造业PMI指数来跟踪全球需求的复苏。欧美防疫和复工的进展大致落后于中国2个月左右。3月以来中国已逐步复工复产，以此外推日、韩、进而欧、美也会在5月左右逐步复工复产，从而带动其制造业PMI反弹。而BRICS除中国外的都还处于疫情发酵阶段，其制造业PMI可能要到7月之后才会开始景气修复。由此预测，国际原油需求最早要在4季度才能恢复常态；之后如果再有限产协议或美国自主减产的配合，原油价格才有可能出现均值回归。
(3)CPI-PPI分化时期的GDP平减指数
综上所述，我们预测二至四季度CPI同比增速平均值分别为3.1%、2.4%、1.2%，全年增速2.9%；二至四季度PPI同比增速平均值分别为-3.0%、-1.7%、-0.3%，全年增速为-1.4%。对于平减指数，过去一段时间与CPI、PPI之间的关系很不稳定。原因可能有三个方面，一是CPI受到个别商品涨价驱动，价格代表性下降；二是中国经济先后受到了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外生冲击，季度之间结构变化较之前更为剧烈；三是第四次经济普查中GDP修正的影响。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在之后的GDP平减指数预测中，应提高PPI或CPI非食品项权重，而降低CPI权重，原因一是当前投资相对于消费而言对GDP增长贡献更为显著，二是CPI中个别商品的影响仍未消退。简化起见，以平减指数=PPI×60%+CPI×40%预测，得到二至四季度平减指数分别增长-0.6%、-0.1%、0.3%，全年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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